品读新闻记者司汉科散文集甘河不只是一条河(2)

对于人物的刻画。散文在抒情、记事中还有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性格的塑造。这在散文篇章中不胜枚举，如鲁迅先生的散文《范爱农》就是名篇。汉科的《最后的老兵陈广顺》就是一篇写人的散文，这位老兵的人生经历像一个个闪光珠子，在读者的眼前闪耀着不泯的光泽，让今天的人们记住他和他们“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和风尚。而在汉科的散文里有许多人物不是单一的人物散文，而是写在一些篇章中。他对于这些人物寄寓着爱或憎的感情，并且是如此的鲜明。在《人世沧桑第一课》中，通过对话的形式刻画了一个小官僚者的形象：“不一会儿，进来一位中年人，微胖”“他就是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贵仁”“刘书记满脸严肃，双手抱拳，自然地放在写字台上，沉吟一下说：‘我们看了你的档案，你是中专毕业生，我们学校不要中专毕业生，你是不是哪来回哪儿？’‘我当初来时，党委是研究同意的。’我进一步解释”“刘书记脸色开始变阴了，说‘我管人事的都不知道，谁让你上班的？’‘这，这，这没毛病，按报到程序报到就上班了’。‘那你找接受你的人去吧！’”这短短几句对话勾勒出一个“面目较恶”的人物形象。在《远方的草莓》中那位“一个美女级的俄罗斯三毛子”的人物形象，仅用寥寥数语就活脱脱地刻画出她“毛嘟嘟的，水灵灵的”就像“一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草莓”那样百看不厌的俄罗斯姑娘的人物形象。这其中有作者对于草莓的情和爱。

对于生态的抑郁。作者童年、青年时期生活的环境是“走出了一个伟大民族——鲜卑人”的地方——大兴安岭，那是一个森林郁郁，山峰巍巍的地方。在他的儿时“我家住的老二队门前有一条小溪，小溪的上游有一个白鱼泡子”“那个时候的白鱼泡的鱼那个厚啊，厚得像锅里的饺子，噼里啪啦的直往岸上跳”……可是，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变成了裸露的沙滩，面积有几公里长，由于常年挖沙，河流改道了，甘河流经沙滩变成了无数个支流，甘河已不是我梦中的甘河了”。人类在改造自然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葬送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作者以悲愤的心情，写道：“我的生命，像漂泊的冰排，在相互的冲撞中，訇然倒下的是破碎的身体，永远漂流的是孤寂的魂灵。”

对于名人的追忆。作者是文化人，当然就会很在意对于历史上文化人尤对女性文化人的关注。在这些散文中作者拿出很厚的篇幅，以怜花惜玉般的心情和探入心灵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萧红、张爱玲、林徽音民国三大美丽知识女性和纵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名作家丁玲的人生历程。汉科本是一位多情的才子，面对四位美丽女性，他的激情就更是洋溢无限。在《萧红，花开花落》里，作者从众多的作品中抽象出一个“骨子里形成了随性，任性，叛逆又天真的性格”的萧红。“萧红明知人家有妻室，却心甘情愿当小三”“萧姑娘可管不了那么多，小三咋了？小三不是人当的么？”在这里，作者还含蓄地写到这位31岁女作家和他人的一种只可意会的关系。在《张爱玲，爱情是一种》中，作者仍是以一种爱怜写临水照花的张爱玲和胡兰成“爱得是那么的不计较名分，不计尊严，那样的死心塌地”。在他的这篇散文中张爱玲是多么的楚楚动人呀！在《林徽因，刚好遇见你》第二节中，作者采用了隔空对话的形式，她和徐志摩像站在舞台上各一端，在盛情的倾诉彼此的爱意，把一位美丽的知识女性的形象矗立在读者的眼前，她在向天国的诗人说：“我爱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丁玲，飞蛾扑火只为谁？》中，作者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出了“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上”那样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经过对于大量历史资料的研究，写出了一个在感情世界里真实的丁玲，为人塑造出一个小巧玲珑，热情活泼，对革命充满激情，对革命的才子们亦满是柔情的新女性形象。

对于现实的关注。散文是需要关注时代和现实生活的，他绝不是象牙之塔的无病呻吟。作者的散文基本都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即使是那些回忆性的散文也多有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规划五大连池要大手笔》《国军烈士的英名该不该给？》《就业，谁在难为天下父母》《王震将军楼该不该拆》《意大利领事馆被谁挤了一下？》《你能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吗？》等篇章都是关注现实、干预生活的。这些文字在新闻中常常是难以看到的，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把它发表出去，记下时代发展中的不和谐音。《规划五大连池要大手笔》是一篇内参。作者在参与五大连池风景区发展规划论证中，力排众议从保护和发展的角度，对五大连池风景区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受到了时任省长栗战书的肯定。但遗憾的是“却失临门一脚”，而成“悬案”。在《小彬：我的办公室主任》中，作者为了保护黑河文物东大庙不被拆除，不管是谁在背后做推手，他也要凭着记者的良知，“所以，我才想利用我的影响保一下。”但终究没有保住这座文物，终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倒掉了。他只有在文中记下保护的过程留给后人看吧！在《国军烈士的英名该不该给？》中，讲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日本军队战斗牺牲的将士，在今天该不该授予烈士称号的问题。“那个时候太原战役打得惨，国军将士一批批地死”“烈士名单像雪片一样飞到村上，每天都有白发送黑发”。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后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作者说他们“为国捐躯70年，我们不该给烈士有个交代吗？”十几家烈士的后人找政府，后经媒体的推动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全村所有父老乡亲都来到墓地，为烈士立碑，母亲和我把盖在墓碑上的红布揭开，墓碑上写着：李大娃烈士之墓，县人民政府立”“母亲和我失声痛哭，这迟到70多年的烈士碑也许是对烈士最大的安慰。”实际上，作者正是这件事情的推动者。

文章来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bjysxyxb.cn/qikandaodu/2021/0502/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