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4)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较稳定的契约秩序，元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为我们提供一个例证。春郎和奶妈张三姑因家庭变故流落在外，张三姑担心这样下去会饿死孩子，于是将孩子卖给洛河边的完颜氏拈各千户，她虽然不识字，但也有意识要“得个立文书的人来，可也好那”，正好遇上路过的货郎张古，张古为她写了一张文书：“长安人氏，省衙西住坐。父亲李彦和，奶母张三姑，孩儿春郎，年方七岁，胸前一点朱砂记，情愿卖与拈各千户为儿。恐后无凭，立此文书为照。”“立文书人：张三姑，写文书人：张古。”张三姑“画了字”，然后仔细保存这件文书。*臧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45-1646页。可见，立契、藏契已成为基层社会习惯，契约和立契行为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明代社会，似乎凡事皆有契约。陈继儒辑《捷用云笺》为各式契约提供模本，可用来分析当时较为普遍的契约意识和契约精神。如兄弟分家所书“分关”文书曰：“兄弟和同同议，遽请尊长亲戚等，各将受分祖父及自己续置基地、屋宇、田园、树木、财物、器用等项品搭均分，祝神拈阄为定，诸凡开载明白，俱系至公无私，各宜安分，照关管业，不得争长竞短，致伤和气。今恐无凭，立关书几纸一样，永为子孙为照。”*陈继儒辑：《捷用云笺》卷六“关约类”，《四库未收书辑刊》本，第548页。分家兄弟自由、平等地讨论(“和同同议”)，决定缔约内容(“各将受分祖父及自己续置基地、屋宇、田园、树木、财物、器用等项品搭均分”)和形式(“祝神拈阄为定”)，请尊长亲戚公证，保证分关程序、契约内容的公正、公平，文书的真实有效，分关者“各宜安分，照关管业”，显示出文书的约束力，目的是建立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秩序：“不得争长竞短，致伤和气”。

与祝赵纠纷相关的文书有“卖义男契”，卖、赠“房契”。明代《卖房契》大致如下：“立卖房屋基地人某同某等，今因饥寒无措，情愿将自己受分房基地几间，东至某，西至某，南至某，北至某，已上四至明白，上连瓦盖，下连地基，门窗户，一任完全，寸土木石，不致损折，托中某人，尽行岀卖与某为业。当日三面言议，时值价银若干整。银契两相交讫，并无分毫悬欠。先时尽过亲房族内人等，凡包套重叠、典卖不明之类，一切俱无。如有不明，出卖人自管明白，不干买主之事。所作交易，系是二比情愿，故无逼抑债负准折等情。自卖已后，听从买主管住，无得别生异说。如有悔者，甘罚契内价银一半与不悔人用。恐后无凭，立此卖契为照。”*陈继儒辑：《捷用云笺》卷六“关约类”，第552页。买卖房产必请中介，写清房屋四至、间数，特别强调买卖双方“情愿”买卖、买卖过程中绝无逼抑等情形存在。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有悔者”)受到“甘罚契内价银一半”制裁，受损害方则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救助(“罚银”与“不悔人用”)，此契约较充分地体现了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又如《卖义男契》：“立婚书人某都某图某人，今有亲生男子立名某，年方几岁，为因家下贫穷，饥寒无奈，是以夫妇商议，同亲某人等，浼托中亲说合，与某名下养为义男，当日接受礼银若干，一并完足，言定抚养成人，与依婚娶，终身听从使唤，不致躲懒走闪，此系二比情愿，并无重叠、来历不明等事，亦无货利、准折、逼勒等情。自今以后，系是本主之人，生不归宗，死不归墓。如或逃归、拐带，卖主与中人承当。倘风水不虞，系是天命，与主人无干。敬立婚书，并本男手印，悉付本主，收执存照。”*陈继儒辑：《捷用云笺》卷六“关约类”，第553页。明代买卖义男在“婚书”的框架中进行，故有“中亲说合”，也起第三方公证的作用，卖义男费用被婉转地称为“礼银”，从此义男归主家所有，生主家，葬主墓。主家的义务是“抚养成人，与依婚姻”，义男的义务是“终身听从使唤”，不得“躲懒走闪”。契约中也特别强调买卖和契约订立过程中的双方都是“情愿”的，绝无“逼抑”情形存在。

依明代惯例，赵士锦若要名义上拥有祝化雍房产，至少需要出示祝化雍先人为陈必谦义男(或奴仆、佃仆等)的文书、陈必谦将世仆(其先人至祝化雍)及房产转赠其女为妆奁的文书；祝化雍要证明其现居为祖基，则要出示相应文书，如其祖脱离“主仆之分”的文书、此房产受赠或买卖文书等，但诸记事都没有提及这些过去订立的文书，似乎祝化雍、赵士锦都无法用旧文书对事情秩序进行还原，于是赵士锦想用新文书来重构秩序。怎样能得到祝化雍的新文书呢？祝赵纠纷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围绕这一中心情节展开的。

文章来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bjysxyxb.cn/qikandaodu/2021/0523/8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