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6)

虽事发突然，祝化雍自杀前还是给儿子留下了简短的遗嘱：

行年未五十，被恶邻赵士锦逼占祖基，朝夕詈骂，辱及尔母，凌虐万状，含冤自经。虽类匹夫小谅，实出万不得已。横死之后，为伍尚者，为伍员者，听儿辈为之，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父含泪遗嘱

“匹夫小谅”，出自《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第2512-2513页。祝化雍将自己的自杀行为归入孔子所言“匹夫匹妇之为谅”的系列，虽然“小谅”相对于管仲成大事显得微不足道，但就其本身而言，则是“信”“节”的一种，可见他是将自己的自杀行为看作对凌虐的不屈服和反抗，而非软弱和无作为。“为伍尚者，为伍员者，听儿辈为之”，典出《春秋左氏传》。《左传》“昭公二十年”楚平王执伍奢，费无极进言道：“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于是楚王以“来，吾免而父”诈召伍奢二子，伍奢长子伍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春秋左氏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2091页。于是伍尚归，与父同死，伍员逃，后为父报仇。祝化雍遗嘱说，不管儿辈是“为伍尚”，凭着一股血气，激情杀人或被杀，与父同死，还是为“伍员”，以后为父报仇，全凭儿辈决定，但儿辈必得有所作为，方不辱父命。叶绍袁《启祯记闻录》云其“遗书嘱子复仇”，是恰当的解读。“我躬不阅”两句，出《诗经·邶风·谷风》。遗嘱虽短短数语，但全出经书，重要的是他妥帖地将自己的自杀行为、儿辈以后的行为与《论语》、《左传》、《诗经》等经典的世界连成一片，赋予其正义和力量。

王夫人给丹阳诸生的倡议书也充分体现了书籍对人行动的指引以及倡议者将一己当下行为纳入典籍框架所产生的感召力，甚至具胁迫的力量。其倡议书曰：

愿诸君敦侯芭之谊，举鲍宣之幡，助我未亡人执兵随后，共报斯仇，则大义允堪千古。

《汉书·扬雄传》云：“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学》、《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汉书·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5页。孙永祚诗将祝化雍比作扬雄，一位穷而不适时的纯粹学者，王夫人也作此比，因祝化雍时为丹阳教谕，此处用典更显贴切。她希望丹阳诸生皆为侯芭，能为师“起坟”，因此时祝化雍已暴尸七日，所以王夫人的“敦侯芭之谊”是实际的，也是非常有难度的请求和召唤。“鲍宣之幡”出自《汉书·鲍宣传》，鲍宣为司隶时，敢对丞相孔光及其官属执法，两者纠纷交由御史中丞裁决，侍御史至司隶府逮捕司隶从事，鲍宣闭门拒绝让侍御史抓人，因此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罪下廷尉狱，于是“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又守阙上书”，声援鲍宣，最终“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髠钳”，诸生在政治、司法上取得小胜利。*《汉书·鲍宣传》，第3093-3094页。王夫人让丹阳诸生“举鲍宣之幡”，号召诸生集合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队伍，高举正义之旗行进在进攻赵士锦的队伍前列，而自己则手执兵器跟随其后，一起为祝化雍报仇。王夫人用书籍和典故清晰地勾画了她的复仇战略部署和战术运用。

通过书籍和经典，祝化雍将自己的自杀放置在“信”“节”的层面上，将儿辈为父报仇放在伦理道德框架中；通过书籍和经典，王夫人号召学生为老师聚集，接过汉博士弟子的正义大旗，帮助自己为丈夫复仇，也完成学生为老师复仇的使命。就这样，她将这一声势浩大的复仇行为置于不畏权贵、为正义斗争和学生运动史的谱系中赋予其不朽的意义：“则大义允堪千古”。正如黑格尔所言：“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于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黑格尔：《柏林大学开讲词》，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2页。

文章来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bjysxyxb.cn/qikandaodu/2021/0523/8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