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8)

在晚明，如果当时人认为有司和乡党不能主持公道，则可能求助于地方生员，祝化雍夫人王氏就是这样思考和行动的。《民抄董宦事实》中松江《五学檄》开篇曰：“闻之恶盈而降罚, 天理之公；冤惨而必伸，人心之正。”王夫人揭帖也宣称赵士锦“罪恶贯盈，人天共愤”，而人类谁能“奉行天讨”？王夫人揭贴强调，丈夫含冤自杀后，“今署县公出，暴尸七日，地方不敢举报，诉捕不敢准呈，邻里不敢作证”，即地方官府、乡绅里长、邻里百姓，所有对此事知情者和对此事有调查权、裁决权的人都不能主持公道，既没有国家的审判，也没有乡绅的调停，人间公道缺失，达到了“地惨天昏，神号鬼哭”的地步，故王夫人以揭帖的方式告知无知情权和审判权的公众真相，期待这些人主持公道。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王夫人揭帖所揭示的地方政府不作为状况可能是真实的。据冯桂芬《苏州府志》，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刘定勋任常熟县令，但其次年卒于官，新县令曹元芳崇祯十七年(1644)方履任，祝赵纠纷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正是常熟县政府群龙无首之时。*冯桂芬：《苏州府志》卷五十三。而且，明末地方政府与地方乡绅间，乡绅往往处于强势地位。钱谦益《与蒋明府论优免事宜》最后云：“往岁议清客户，杨父母每告人曰：极欲周旋，只是钱老先生不肯为之。听然解颐，今日口快手痒，不能自禁，复为台下发此狂言，转复自笑也。”*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七《奏疏·议》，《四部丛刊初编》本。“蒋明府”，名文运，崇祯十年、十一年间常熟县令，“杨父母”，指杨鼎熙，崇祯初年常熟县令，虽然钱谦益语涉自嘲，杨鼎熙或许只是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亦可见地方官对乡绅表面或实质性的倚重，所以《王氏复仇记》“野史氏曰”发表感慨道：“长吏中有义纵、王温舒命断斯狱，岂不大快人心哉？”然而明末难有汉代义纵、王温舒那样能搏击地方豪强的地方官。“野史氏”甚至认为虽然诸生将赵士锦宅夷为平地，在赵氏堂基筑坟，也只是私人复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国家司法公正，所谓“死者徒死，生者竟生。营兔窟而安身别业，势焰依然；覆马鬣而赍恨重泉，沉冤谁诉？”*叶绍袁《启祯记闻录》云“通城士民及祝所莅本庠青衿……讼之各台，祝氏妻及子叩阍上疏，欲洩其冤……”但叶绍袁推测：“但朝家忽遭改革，此等事恐置之不暇问矣。”(第465页)王夫人揭帖所言当时常熟乡绅、长老未能调停也应是事实。《柳南随笔》说：“(祝赵)两家并赴其(钱谦益)门，请为主张，钱不应。”《祝赵始末》、《王氏复仇记》都说等到丹阳诸生 “云集”常熟时，瞿式耜始“不避嫌怨，特为侧身谨解约”。祝化雍自缢，确实人命关天，但陈必谦、赵士锦是常熟极重要的乡绅。赵士锦已如上述，陈必谦，字益吾，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天启中官南御史，以疏论梃击、移宫二案及劾戚臣郑养性而声名大著，崇祯初起原官，累擢都御史，抚河南，历工部尚书。*赵宏恩：《江南通志》卷一百五十一《人物志》。其为官清廉，能约束下属，*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前明之季有张景良者”，第94页。他是东林党重要人物，*参见《东林列传》、《东林书院志》等。深得东林中人的信任，*参见缪昌期：《与钱牧斋》书，缪昌期《丛野堂存稿》卷六，崇祯十年刻本。他是常熟屈指可数的乡绅，钱谦益遇家乡事务首先就跟他商量，*参见钱谦益：《与蒋明府论优免事宜》，《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七《奏疏·议》。他也是钱谦益的姻亲，*参见孙奇逢：《孙徵君日谱录存》卷二十九“十三日”日记。非常难得的是，在乡人眼中，他有极好的声誉，即使是在发生了其亲家赵士锦逼死祝化雍事件之后，*参见计必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二“陈必谦”条。所以常熟乡绅不好站队。但祝赵纠纷中有些现象也值得思考。如果说当时常熟县令空缺，但不远处就有苏州知府、苏松巡按等衙门，似乎王夫人并没有积极主动寻求国家法律和地方乡绅来主持正义，她有自己的主动选择。

王夫人首先选择丹阳生员为之主持公道。王夫人为丹阳地区印刷了五百多份揭帖。根据明代科举史料，丹阳县学应有廪膳生20名，增广生20名，附生约四五百名，*洪武二年(1369)，朝廷定府学生员数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给予廪膳，称廪膳生或廪生。洪武十三年(1380)，在京府学增至60名。洪武二十年(1594)，维持廪膳生定额外，招收增广生，人数不限。宣德二年(1427)，控制增广生数量，在京府学60名，在外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正统十二年，有大臣建议设立附生制度，学额不限。徐渭《养贤堂记》说：“国初县学籍诸生廪膳二十人，增广倍之……迨弘正以来，至于今，附学者多至四五百人。”(徐渭：《徐渭集·徐文长逸稿》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5页)王夫人的五百多份揭贴就是确保丹阳县“合学诸生”都能拿到一份，她期待每个丹阳县学学生都能参与行动，事实上这一愿望得到了实现，他们“云集响应而麕集于虞”。丹阳诸生来常熟是准备打持久战的，他们“担襆被，裹糇粮”，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强大的行动能力，“人人攘臂裂眦，欲甘心于天水氏以报私仇”。王夫人召唤丹阳诸生为之主持正义，不但因为其夫是丹阳县学教谕，与诸生有私人关系、私人情感和义务，更是建立在对明末诸生的群体特征和力量的认识和信赖之上。丹阳诸生来常熟后不畏权贵，他们大声指责常熟乡绅没有公共道德良知：“贵邑礼义之乡，固宜声罪致讨，共申公愤。何乃首鼠两端，人人模棱坐视？”宣称作为诸生群体：“晚辈虽懦儒，颇知在三之节。”宣称他们才能作出正义的裁决。当乡绅们听到“在三之节”时，一定想到晋哀侯大夫栾共子之语：“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国语》卷七《晋语一》，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89页。诸生舍生取义的姿态令人震慑。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能为师伸张正义，一雪耻辱，他们会采取更大的行动：“急走京师，击登闻鼓，泣诉九阍。”常熟乡绅噤不发一言，钱谦益拂袖而去，认同诸生，可能也是因为势难阻挡。当丹阳诸生指责常熟乡绅时，常熟诸生可以选择站在同邑乡绅一边，实际上他们认同丹阳诸生，《祝赵始末》、《王氏复仇记》载：“于是丹阳诸生奋臂一呼，邑中士民响应数千百人。”可见明末诸生的群体和公义认同较地域的私义认同更为强烈。

文章来源：《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bjysxyxb.cn/qikandaodu/2021/0523/824.html